在中国民间，创作“恶搞”颇为流行。比如某厂商把雷锋像和毛语录印在避孕套包装盒上。看起来这是对多年来所灌输的一种反叛，实际上还是对于树立偶像的权威的认同，依旧没有脱离这种影响。这种文化无处不在，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党”所占领，这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无法摆脱党文化的语言 要素，不得不用这些要素思考和表达。一些所谓特别有创意的广告语“将……进行到底”、“……就一定要实现”也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离不开这种文化的语言要素的例 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很多中国人着迷于所谓“老歌新唱”，即把所谓“红色经典”或以现代乐器重新配器，或以现代 唱法演唱。很多人声称，这样做纯粹出于怀旧，并非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有学者指出，很难想像，1945年之后的德国民众会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来怀 旧，或者苏共二十大之后前苏联民众会通过颂扬屠杀两千万前苏联人的斯大林的歌曲来怀旧。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老歌，实在是因为基因早已渗透了人们的文化细 胞，人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这些创作习惯性离不开思维表现，既有因为在这种文化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中长期熏染自觉形成的习惯性， 也有长期高压下被迫如此的情况，有为了捞取个人利益、政治资本而有意如此，还有想跳出这种文化却跳不出，从而创作思维习惯不自觉地依旧离不开的情况（如 “恶搞”的作品仍然是在其中打转）。总体上讲，通过强制手段为保障，以这种文化作为民众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粮”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他 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大众和他们自己，最终使得这种文化成为人们创作思维习惯的定势，使人们的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只 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创作习惯性离不开的思维方式渗透各行各业。具体创作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人们受其影响，从选材到思考到具体创 作，每一步都跳不出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创作，发挥自己的才华，就要首先从这种文化思维中跳出来。